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着陆。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

这是一个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定格画面！此后的43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虎穴，与国民党当局斗智斗勇，签订了轰动中外《双十协定》，有力地昭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真诚地谋求和平，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此举是“弥天大勇”。

而今，重庆谈判遗址群尚有5处建筑，走近这些历史的见证者，还能清晰感受到75年前的那场风云际会激烈交锋。

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判

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36号市委机关大院内，一幢中西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在绿荫下十分显眼，这是蒋介石在重庆的“头号”官邸，也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地点。1月28日，记者来到位于院内的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徐光煦副主任。

“重庆谈判还要从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说起。”徐光煦说，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此时，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事实上，这是蒋介石摆下的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毛泽东如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来了，又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抉择的这一关键时刻，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深入虎穴！

毛泽东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作为一名有着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全党继续奋斗。

一次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

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晤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

在谈判过程中，对于蒋介石“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方针态度，中国共产党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作出必要的让步。

当蒋介石在谈判中陷入被动时，充当国共两党调解人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撕毁了“居中调停”的假面具，公然支持蒋介石，给共产党施加压力，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把谈判进展不前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党。面对赫尔利的威胁，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来办”，容不得任何外国势力或外部力量的干涉。

与此同时，在谈判桌外，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毛泽东在红岩村通过南方局的秘密电台，指挥上党战役取得胜利，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重庆与政、军、工商、文化界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交流往访，介绍和谈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势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为民主力量的壮大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桂园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过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同时，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是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方针与和平道路及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对战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

从近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情可谓波澜起伏，他也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但经过反复权衡掂量，蒋介石放弃了这个打算。

当时的重庆，不仅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治舞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推动下，在渝各民主党派积极投身民族抗战事业，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谱写了统一战线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今天位于重庆上清寺转盘西北侧的国内唯一一座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原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旧居，因鲜英字“特生”，所以又叫特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顾特园’，与张澜、沈钧儒、鲜英等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特园也因此被誉为‘民主之家’”。民盟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洪满斌向记者介绍，在抗战胜利前后，特园曾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地之一，是南方局在重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都在重庆发祥，重庆也因此成为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现今各民主党派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成为重庆发展的生力军。

一座“三岩”辉映的英雄之城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

记者2月1日从有关方面获悉，重庆将整合“红色三岩”革命遗址，依托红岩村、虎头岩建设占地面积50.5万平方米的红岩公园，通过实施系列规划建设项目提升红岩精神影响力。

“红色三岩”是指以红岩嘴（1945年改为“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曾家岩（曾家岩50号周公馆、桂园、特园）、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为主的革命遗址群，共有28处革命遗址，含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群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圣地，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观光旅游。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红色三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一盏明灯，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的主阵地，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也是重庆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其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大。整合“红色三岩”革命遗址建设红岩公园，就是为了提升红岩精神影响力，将“红色三岩”打造为国家中心城市红色文化地标、全国一流红色旅游目的地和特色教育基地、“两江四岸”人文荟萃风貌带重要节点。

记者2月4日从重庆市政府了解到，在“红岩”精神的激励下，重庆人民不断拼搏进取，取得了高速发展。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突破了2.5万亿大关。“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