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吕梁山区篇：跨过一道道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少雅 邓保群

【导读】

朔风十月经吕梁，两岸峥嵘胜太行。昔日“地拥黄沙草不生”的毛乌素沙漠，如今何以满目绿色？陕北那一道道峁梁、一道道川上，人们究竟施了什么魔法，将它们改造为独树一帜的杂粮优势种植区？那些扬鞭千里“走西口”的“雁行客”可能从未想过，一两百年后，一批又一批的“守家婆姨”竟然谱写出一曲新的《出吕梁》……

黄河东去三千里，山花烂漫无穷尽。朴素而智慧的吕梁人，从不因大自然的困厄凄凄艾艾，更不囿于传统中的桎梏而裹足不前，他们以无与伦比的执着，一次次刷新着这片黄土地上认知和实践的极限——

吕梁山和太行山就像包饺子一样，将山西西部和陕北东部山地上的20个县卷了起来。

这条狭长区域的最北端，是“渺然塞北雁归来”的陕北榆林。才到11月，早晚的气温就降到了零度以下，榆林市区100多公里之外的毛乌素沙漠，早已天寒夜长，风气萧索。

我们的车子一会儿在山脊上缓慢攀爬，一会儿迅速下到谷底，在人头攒动的地方，掀起齐腰高的飞尘；在羊群踏过的地方，为旁边的平房上又增一层灰土；在车轮碾轧的地方，发出一溜黏滞的响声，并留下一片混沌的黄云。这些尘土要很久之后，才会重新落回地面。

大自然对这片土地似乎格外吝啬：它让这里的降水少而集中，仅有的雨水冲走了土质疏松的黄土里的养分，只剩下千疮百孔的贫瘠；它扬起来自西北塞外的风沙，遮蔽好不容易钻出土地的庄稼；它驱逐雨露、长降白霜，让此地十年九旱。

重峦叠嶂、沟壑纵横。

沿着吕梁山脉，是吕梁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覆盖北至陕西榆林南至山西临汾四个城市的20个县区，400多万人口生活于此。我们听说，朴素而智慧的他们，一辈子和土打交道，懂得山懂得地懂得泥土，不会听从任何人的瞎指挥，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了解和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才有权利对这片土地做出安排。我们还听说，在漫长的与大自然冷酷的一面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把沙变成土，在土里巧种粮，然后又花大力气，用树把土一层层地固在这片大地上。他们也不是从未离开过，可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用命挣的钱回乡建设这片土地。

他们被称为“土老西儿”“土老帽”，其实，他们是最爱土、最惜土、最懂土的一群人，这种对“土”深沉而执着的热爱，如果你不挨得近一点，根本不会理解。

山风清冽，不停地钻进车里，裹挟着淡淡的、焦香的草木气味，似乎整个大地都有起伏的呼吸声，宽广而又充沛。车窗外，疾速闪过一排排榆林地区特有的“砍头柳”，它们重新生长出来四散的“蓬头”像极了一朵朵花，盛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而我们乘坐的汽车，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匆匆划过。

自北向南，我们的吕梁行，开始了。

捏沙成土

“挖出一锹，树坑立马被沙填平；大风一起，刚栽的树苗就盖在沙底下；中午一两点钟的太阳真毒啊，地表温度能达到45℃，踩着滚烫的沙子担水浇苗，一瓢下去，水冒着泡马上就干掉了。”

46年前，在毛乌素沙漠腹地，榆林市补浪河乡黑风口，54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女民兵与眼前这片荒沙铆上了——

没有苗，她们翻沙越梁，到20多里外的王家峁背，人拉肩扛，每人负重七八十斤；没有土，她们推着木轱辘小车，连续60天从其他地方挖来5000立方米黑土，垫出80亩育苗地。

坡上起风，前一天辛辛苦苦栽下的幼苗被黄沙掩埋，她们用手一把一把刨开黄沙；土筐不够用，她们把衣服脱下来，装上沙子往外背。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子民兵治沙连部分队员合影。

白天，姑娘们揣着高粱馍馍和盐巴干活，到了吃饭的点儿，大家面对面围成一个圈，用衣服裹住脑袋和饭碗，扒拉进嘴里的，是半碗饭来半碗沙。夜里，一望无际的荒沙滩上，孤零零的几栋柳笆庵子亮起烛光，姑娘们就着光给百十公里外的父母兄弟做冬衣、纳鞋垫……

女子民兵治沙连第一代治沙队员席永翠已年近古稀，跟随着她的讲述，一群年岁未及桃李的姑娘，从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从黄沙弥漫中向我们走来……

46年来，治沙女民兵换了14任连长，始终保持着54位“铁姑娘”的建制。她们推平沙丘800多座，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5条，修引水渠35公里，种植畜草、花棒、彩叶林、樟子松等4920亩，栽植柳树和杨树35万株，治理荒漠1.44万亩。

站在补浪河林区的瞭望台往下望，朔风吹过林海，满目绿色，很难想象这里的人，曾经是如何赌上青春搏上命，一茬接一茬地扑在沙地上。席永翠依旧保持着“铁姑娘”的快人快语：“不治沙，家都得被沙‘吃’了。”

彼时，榆林的黄沙到底有多肆虐？

“地拥黄沙草不生”。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早从明朝起沙患已成规模。沙夺良田、沙进人退，人与沙的拉锯战中，流沙吞噬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怒涛似的大举南下。挡得住匈奴铁骑的长城挡不住风沙，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间，黄沙一度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吞掉了半座城，榆林城被迫3次南迁。

昔日毛乌素沙漠景象。

我们走村入户，各处探访，牵扯起乡亲们关于那段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到春季和冬季，西北风就强劲起来，刮起的沙子拍在脸上，生疼，一天到晚看不到太阳。每次劳作回家，都变成了“出土文物”，眼睛里有沙，耳朵里有沙，全身都是沙！头天睡觉，门关上了，沙子就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趁着天不亮在门口堆了半米深，把人堵在家里。出去放羊，羊羔被沙子压住，竟站不起来。

沙子还会“吃人”！风沙来了，放羊的大人一时顾了羊，没顾住娃，娃娃就这样被埋了。

挨着这样的荒漠，让人怎么活呀？

很多榆林人选择走西口。

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与风沙抗到底。

治沙，就是治苦，治穷。改造荒沙滩，就是改造榆林人自己的命！

1959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数十万榆林人扛起镐头、挥动铁锹、推起架子车、背上树苗，挺进毛乌素沙漠。

1978年，榆林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

20世纪80年代，榆林推行承包治沙造林，榆林治沙成为中国治沙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世纪，榆林采用“樟子松六位一体造林”技术，让毛乌素沙漠披上了130万亩“樟子松”绿。之后，长柄扁桃、沙棘等百万亩基地建成，油用牡丹、樱桃等经济林新品种积极推广。2018年，全市林业总产值71.2亿元，榆林人彻底把沙变成了土，又开始把土变成金。

截至目前，榆林的沙区植被覆盖度提高到60%，经济林面积400多万亩，860万亩流沙变为绿洲。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

曾经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现已创建为国家森林城市。

榆林人把流沙“拴”住了。

难怪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摄制组在榆林已经找不到一块“理想的”沙地，只能跑去内蒙古取景。不过，电影中邓超饰演的“乔树林”就实打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就是在沙地上种出苹果来的张炳贵。

在寻找张炳贵和他的沙地苹果的路上，时而闪过一排排“砍头柳”，粗短的身躯，头顶着蓬乱的枝条。这枝条砍下来可以做树苗、做农具、编织成笼成筐、生火做饭……三五年之后，扦插的新枝又成材了。

这个地方，连树都有奉献精神。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横山区赵石畔镇赵石畔村。

20年前，干了几十年小流域治理的张炳贵从横山水保局工程师岗位上退休，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大亮山义务植树的事迹，“人家地委书记都受得了这个苦，我老汉莫不能也把这荒沙梁种绿了？”

他与赵石畔国营林场签订了承包300亩荒沙低产林场的合同。

说是“荒沙低产林场”，其实就是望不到边的沙梁。作为水利工程师，张炳贵太了解沙梁的脾气了。雨天，水来多少就走多少，不仅水要走，还要带着黄沙和仅有的一点点薄土，在沙梁间的低坝地冲出一条泥沙流来；晴天，这沙梁横在没有遮挡的日头底下，干绷绷地存不住半颗水珠。

“老张是胡搞哩，这地方能干成啥，他是要把人民币撒在沙梁上！”乡亲们看着搬上山住的张炳贵，直咂嘴。

不幸言中。搭葡萄架、种枣树、栽杏树，折腾了五六年，任凭老张和他的树们怎么努力，就是没办法在流沙上扎住根。稀稀拉拉的树林成了羊和野兔的天堂，树皮被啃了，树叶被嚼完了，乡亲们打趣他：“老张啊老张，还收啥果子，直接搂草打兔子吧。”

沙梁上不通水不通电，老张和媳妇用摩托车驮着水桶上山，用煤油灯、手电筒照明。

种不成树，就先种草，种蒿。流沙固定住了，再用整车的农家肥铺进沙里，深翻入地，硬生生把沙“喂”成了“土”。几年下来，老张的荒沙梁上，高养分土壤厚度达到了十几厘米，种下去的苗子，眼看着扎住了根，攒足了劲儿，开始往高蹿、往粗长了。

“多活一天就多干一天，不能把事情撂着不干。”张炳贵的人生哲学很简单。

2009年，张炳贵将目标瞄准了苹果树。这次，他押对了宝。

通过嫁接山定子苗的方式，张炳贵培育出了一种新型苹果树：它不仅耐寒耐旱，还适应榆林本地气候，在沙地上长，不仅成活率高，而且苹果颜色好、香味浓、脆甜爽口、富含维生素C和矿物质，沙地苹果一亮相，就结了满果园！

2009年，张炳贵在沙地上种植苹果树。

2018年6月，他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登记了“芦河沙地苹果”，这是全国第一个获得注册的沙地苹果商标。

张炳贵说，这些年摆布果园，累计投入达300万元以上，期间，榆林各级政府也积极协助他解决资金和技术难题，所以他现在无条件地与乡亲们分享果树种植与果苗管理技术，齐心将沙地苹果的种植潜力发挥出来。如今，榆林市沙地苹果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

张炳贵从树上拧下2个苹果给我们尝，这果子个头不大，可结结实实，吃起来甜、香、脆，像极了其貌不扬又扎实肯干的榆林人。

“您终于完成心愿了。”我们向张炳贵祝贺。

他蹲下身，用手扒开表层的黄土，深层的黄沙露了出来。他捏起一把，沙子从指间流出来，“我这个老汉啥时候能把这几百年上千年吹来的沙黏成了土，心愿才算了。”

“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84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记述了西方人第一次看见陕北浩瀚无边的黄色海洋和连绵起伏的丘陵沟壑时所作的论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到陕北考察时，他们还是发出了同样的叹息。

2018年6月14日，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却选在榆林举行。

凭什么？凭的是将这座昔日的“沙漠之城”变成“绿色之城”的事实，凭的是把荒沟废壑变成沃野良田的成效。

无数西方人盛赞：这真是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陕西榆林毛乌素沙漠治理效果。

这里的人们就是这样一边被环境规定着，一边又改变着环境。他们不会因为飘落在大山荒漠中而凄凄艾艾，他们在困厄的境遇中认识自己，锤炼自己，升华自己。在他们仰望或远眺的目光下，无论设定什么目标，永远都不会成为终点。他们还将以无与伦比的执着，一次次推翻认知和实践的极限。

掘土生金

一定是造物主一不留神，把调色板上的黄色颜料全都倾洒在了初冬的忻州。

沿路延绵的山地、丘陵层层叠叠，直伸天际，我们的车穿行在这黄色的冰海冻浪中，仿佛飘荡在大海上。冬风似剪刀，到处都是簌簌落叶。落叶也是黄色的。就连正午的阳光，也被这样的色调稀释掉几分暖气。

这也难怪，这里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山地、丘陵占了全市面积的89.4%，一入冬，遍地黄土的底色展露无遗。

这黄土堆积成的一道道峁、一道道梁，地势起伏大，高低悬殊，无霜期短，让这里形成了以杂粮为主的旱作农业区。

中国杂粮看山西，山西杂粮看忻州。这里种植了15大类、600余种杂粮，种植面积保持在350万亩以上，总产量超过60万吨，堪称“小杂粮王国”。辖域内的神池县是“亚麻籽之乡”，五寨县是“甜糯玉米之乡”，静乐县是“藜麦之乡”，岢岚县是“红芸豆之乡”……

一路朝向东北，我们抵达岢岚。作为忻州的版图大县，这里人均耕地面积高达11.2亩，但县城很小，只有几条街，人也少，全县才8万多人。

山多地广人稀，人们的思想、眼界似乎被“压住了”，他们生产生活的对照系就是黄河对岸的陕北，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就算跨过黄河，其他人还不是和咱一个样？都是土里刨食的人！他们坚信，人就应该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

接受新鲜事物，对他们来说格外地难。年平均气温6.2℃，平均无霜期只有120天左右的天地里，除了种植跟他们自己一样，所需极少、生命力极强的小杂粮，似乎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他们种谷子，因为需要的肥料少，但谷子喜高温，长在岢岚，收成就打了折扣；他们种马铃薯，但为了省钱不买新种，品种越来越退化，品质越来越低；他们也种玉米，但这里积温不足，产量没有优势；这里适宜种莜麦，但成熟后最怕起大风，一场风起，又小又轻的莜麦飘走大半，侥幸留在秆子上的，只剩次品；20世纪末，岢岚县还推广种葵花，种了六七万亩，但恰遭秋雨滂沱，菌核病大面积传播，葵花籽全烂了，该产业被迫退出。

最令人头疼的还是雪季来得太早，只消一个晚上，雪压了半米深，来不及收的玉米只能撂在地里。雪化后人还能落下多少口粮，全看老天爷的心情！要是种的是土豆，那更是苦，需要把20厘米的冻土砸开。最担心的还是开春时节骤冷，苗被冻一下，全死，一年颗粒无收。

70多岁的老汉刘拉生说，他是一个道地的庄稼人，以前谁家地撂荒了，不种了，他就借过来种，年底给人家几袋土豆当作“租金”即可，没人会计较。

广种薄收，岢岚的土地就是这么不值钱。

60岁的农民刘保旦回忆，80年代跟对象逛街，姑娘提出去逛庙会，可刘保旦口袋里连10块钱都没有，“扣了路费饭费，连给姑娘买身衣服的钱都没有。”刘保旦耍了“滑头”，谎称拉肚子，硬是按下了姑娘进城的念头。

庙会糊弄过去，刘保旦回家东拼西凑，欠了一屁股“饥荒”，凑齐了400元的彩礼成了家。到了壮年，他和老婆拉上一头骡子一头驴种50亩地，起早贪黑，地多得种不过来，可口袋里总是空的，掏不出几个油盐钱。

“岢岚是养穷人的地方。”岚漪镇北道坡村党支部书记王云告诉我们，岢岚的农民都是时间管理大师，自有一套“土地上的智慧”——五月，冻土刚刚有一点松软的意思，农民们急慌慌下地，点豆种、种荞麦、播胡麻。3个月下来，割倒豆子、荞麦和胡麻，来不及收拾，先垛在地里，忙不迭地种秋玉米。玉米种下了，趁着玉米拔节抽穗的工夫，打莜面、碾豆子、榨胡麻，忙完这一茬，老天就该下雪了，如果能趁着大地上冻前把玉米抢回家，这一年老人孩子们的肚子就是圆的。

从五月到十一月，老天只给了岢岚半年适宜生长的光热，岢岚人与时间赛跑，把这点光热用到了极致，也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压榨到了极致。

劳作啊劳作，这片贫瘠苦寒的土地，终究养住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多少年，甭管大灾小难，岢岚几乎不出乞丐，土里刨个坑坑，总能吃个窝窝。”王云提起这茬，挺了挺腰杆。

也许是大自然看岢岚人太辛苦了，给他们送来了红芸豆。

岢岚的红芸豆。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只出现在欧洲国家食谱上的红芸豆被引进岢岚。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岢岚人的眼睛亮了。5月播种，9月钱就能装进口袋。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买农资时赊的账也能及时还清，还留出了种玉米和土豆的空当。200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自发种植红芸豆。

但料理红芸豆的困难也突出：种植精细，采摘费工费时。首先是出苗难，雨后，太阳一晒，土结成皮，这时候就需要抠开泥土，让苗一棵棵地露出来，再覆盖地膜；成熟期一到，先拔植株，干燥一些后，把植株运出来堆积好，彻底干了，拿棍子轻轻敲打出豆子颗粒，有的则需要一颗颗剥出来，没有机械化的年代里，全靠人手。

山西粮油农产品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刘江是个“芸豆通”，黑龙江和新疆也种红芸豆，但是那边光照不够，着色不够红，而且长得太饱满，豆子把自己涨破了，不适宜做罐头。岢岚的红芸豆品质比美国的还好，90%可以进入高端市场，是全世界最佳的罐装红芸豆的原料生产地。“可以说，是红芸豆选择了咱们岢岚。”刘江说。

这片土地上的人，肯干也执拗。看到了红芸豆的好，岢岚人就一直种，一直种，在2010年种成了“中华红芸豆第一县”和全国最大的红芸豆出口基地。

从此，头上顶着漂亮的光环，眼前的日子也逐渐发生改观。红芸豆，让岢岚人懂得了，一定要找出一条让土地值钱、让庄稼人的辛劳值钱的突围之路，不然，这里永远只能是“养穷人的地方”。

岢岚县红芸豆加工车间。

小富即安的心态被冲破，前进的脚步就不再停歇。岢岚人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开始想着法子种蔬菜了。

种蔬菜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你愿意把马铃薯叫作“菜”，那么这种作物曾经是岢岚人乃至吕梁山区的人桌子上的唯一的“菜”。多少年来，岢岚人的饭桌上没有菜，地里更不种菜。在日子已经天翻地覆的今天，你走进岢岚，他们对你最大的招待，还是炒洋芋、蒸洋芋、炸洋芋，是荞麦面皮裹上马铃薯馅的蒸饺，是马铃薯做皮，和上荞麦面丝做馅的炸丸子……

2018年的仲夏，全国大部分地区正热得“下火”，处于叶菜生长的“夏淡”时节。一个山东寿光人到岢岚租种了几亩地试种菠菜。此时的岢岚，早晚已经需要穿长袖，菠菜有了“乘凉”的环境，一茬接一茬长得猛。寿光人找来王云合作，王云负责在村里协调流转土地和用工事宜，寿光人负责把菜卖到深圳去，深圳那里的蔬菜经销公司每亩每年付给村里4000元，包圆儿。

岢岚的土地，从来都没有这么值钱过。

和所有老实巴交的岢岚农民一样，王云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这“便宜”为什么这么大，他决定“自己去看看”。背上行囊，出吕梁山，出省，下到“十万八千里远”的深圳，王云看到，各种蔬菜被冷链物流车一车车地从全国各地发过来，再被包装成一包包精致的净菜摆上超市的柜台。他搞明白了，自己村头种下的菠菜是要供港的，不仅各项安全指标符合要求，而且口感鲜甜，在深圳蔬菜交易市场上，好多公司抢着要。

“不包圆儿了。俺们负责品控和物流，你负责市场，不管赔了赚了，咱们六四分成。”王云回到村，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购进了一台冷链车。菠菜从地里收上来，马上整箱包装进车，当天就发。到了深圳出港的时候，一棵棵菠菜支棱着叶子，仿佛还带着吕梁山里清晨结下的露珠。

2020年，北道坡村的蔬菜基地扩展了200多亩菠菜，每亩产值上万，除去各项成本，每亩净赚6000多元。

增强商品意识，升级物流方式，拒绝“旱涝保收”，愿意在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去市场里搏杀、锤炼，终年面朝黄土的岢岚人终于抬起头来，看到了土地连接着的广阔市场，那是“土老西儿”们的新天地，等着他们去大干一番。

作家韩少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

我们仔细咀嚼这些话，回想在岢岚一周的所见所闻，生出这样一种认知来——

人没有花草树木那样深的根，土地深处的东西恐怕未必了然吧。人主动或者被动地把自己掩埋在眼前的事务里，有时候应付得暗无天日、疲于奔命。可是，人一旦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也就慢慢熬出了头。

黄土地上的出走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

“走西口”是明清以来晋、陕等地贫民、商人越过长城到口外地区谋生的移民活动。“口”是指在明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从清代前期开始，尤其是遭遇灾歉和战乱之年，山西人奔赴口外谋生的队伍就越来越大，其中农民约占八成以上。于是，这首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走西口》就会在一两百年前的许多村口、路边响起。

“走西口”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为了生存，“地赖”“土瘦”，祖辈们为了活命，才去口外讨生路。农人安土守家，他们就像长在土地上似的，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奔走他乡觅生活。“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们的一贯理想。而且，即使移居他处，也是暂时打算，大抵并不准备永远离开故土。

人们把“走西口”过程中那些春去冬回季节性迁移的男性劳动力形象地称为“雁行客”，留守在家的女性称为“守家婆姨”。男人在家时，女人到田地里帮把手，其余时间做饭、生孩子、奶孩子。当“雁行客”背井离乡，“守家婆姨”就承担起家庭的全能型角色，照看上下老小、家里地里，甚至村里死了人抬棺材、打墓坑、埋死人都要靠她们顶上去。

对于男人来说，“走西口”是寻找机遇，也是直面考验，在挣到钱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对于留在家里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煎熬，在地里忙乎一年，生不出几个钱，回娘家想带点礼物，扯些好看的布做件新衣裳给母亲，或是买点烟草给父亲，得从已经空落落的牙缝里搜，向已经咕咕作响的肠胃里刮。

这里的人生于土固守土，却又一直没有停止过走出土的抗争。当男人怀着希冀或迷惘的心情走向关外辽阔天地，试图以强劲筋骨撑开另外一片新天地的时候，他们的女人看着驼队远行，在土墙上刻下横竖线计算着丈夫的归期。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男人涌入农民工大潮，在全国各地奔忙，妻子也只能从电话、电视里来了解自己的男人和那个外面的世界。

行至吕梁山区的中段吕梁市，我们听到的故事突然就转了调性。从这片土地上出走的大军中，有了女人的身影，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两群，是成千上万。她们叽叽喳喳，她们“不安本分”，她们不再只站在村口、路边唱起送别的歌，她们把歌唱在了走出大山，走出黄土地的征途上。

“2016年，村里突然来了工作队，鼓动妇女参加市里的护工培训，不仅不收钱，还发米发面。”坐在对面的许艳平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听到的都是新鲜名词，家政、康养、学区房、护照……”

许艳平在做培训。资料图

许艳平有了出去做“月嫂”的想法，家里顿时乱了：婆婆觉得自己家的孩子都顾不过来呢，还跑外面给别人家带孩子；丈夫怒气冲冲，说老婆出去当保姆让他没面子；儿子以沉默表示不支持，女儿则直接对她说：“妈妈你觉得赚钱重要还是我重要？”

这种家庭阻力颇具普遍性。护理工作经常被人视为“低人一等”，“伺候人的活儿”。工作队到村里宣讲培训政策，媳妇们三两成群地结伴去听，男人们趴在窗户边偷偷地看，他们也不惮表露心思：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让她们出去看了大千世界，跑了怎么办！还有些更难听的闲言碎语：说的是当保姆，谁知道干啥呢！

许艳平来自吕梁市临县小高家塔村，为了一双儿女读书，在吕梁市郊租了一处房子。丈夫在建筑工地上卖力气，许艳平在学校门口摆过水果摊，当过保洁员，用她的话说：“啥苦都能吃，啥罪都愿意受。”

可一个女人家，能有多大能耐呢？吕梁人对农家妇女有个形象的称呼，叫“三转婆姨”——围着锅台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孩子转。2015年的除夕，许艳平正围着锅台转，发现家里的盐用完了，她摸遍自己和老公身上的口袋，交齐了郊区小平房的房租、孝敬完老人、还清了孩子上学一年欠下的“饥荒”，两口子的口袋里，加起来还有一块钱——不够去超市里买袋盐。

“当家的，你说啥叫面子？咱顶着一张脸，洗得再干净，谁给咱一桶油一袋面？家里没盐下锅，这才是没面子哩。”安顿好一家老小，许艳平钻进被窝，细声细气地跟丈夫说体己话，“咱还想让孩子吃几顿少滋没味的年夜饭？”郊区的平房里暖气不足，丈夫紧了紧身上的被子，没同意，可也没再反对。

许艳平坐进了临县职工学校的护工培训课堂。

小学都没读完的许艳平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上课跟不上，追着老师的课件逐页拍照；晚上把课堂上的内容抄成一张张小卡片，那些不认识的字，看不懂的词，对着字典一个一个地翻到深夜；早晨六点，她围着操场一圈圈地转，等八点上课铃响，昨天的一厚叠小卡片背得烂熟。

“艳平这是要考大学哩。”同乡的婆姨笑她。

40天后，许艳平顺利通过考试，持证上岗了。

“不愿意再借钱，一块钱也不愿意再借了。”一起参加培训的七个同乡“婆姨”都转身回了乡，只有许艳平憋着一口气来到了太原的家政公司。

那时候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未来三年时间里，她南下过深圳，北上过北京，从普通月嫂干到金牌月嫂，工资一级一级从几千元涨到上万元。她更想不到，凭着过硬的业务本领和良好的口碑，她拿下了吕梁市护工技能大赛的第一名，被评为“感动吕梁”年度人物，当选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2019年9月，胸前飘扬着“吕梁山护工”的胸牌，许艳平和她的另外12名护工姐妹出现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吕梁赛区的跑道上。这一次，她手持熊熊燃烧的火炬，将吕梁山女人的荣光，高高地举过头顶。

吕梁山的女人，一直勤劳而美好，却从没有如此扬眉吐气过。

“收倒秋，就进城；干啥去，当护工；为了啥，要脱贫；行不行？”

“行！”

每年，新的一批吕梁护工即将扬帆出征时，吕梁市委书记李正印都要去为护工大军送行：“农家妇女走出大山，看起来是一小步，实际上是一大步”，李正印给“三转婆姨”们打气：“市委、市政府就是你们的‘娘家人’，我们把后勤服务做好，你们放心大胆地走出去，稳稳干，好好赚。”

毫不夸张地说，时代给了吕梁女人一个走出大山的机会，吕梁女人走出了“十万护工出吕梁”的大气磅礴，走出了一部新时代的“吕梁英雄传”。

她们有的已经开始回乡创业，开办护工培训公司，给更多的吕梁姐妹铺路搭桥，成了那个为大家“蒸馒头”的人。她们有的学英语、学日语、学礼仪，精湛的业务水平通过了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家政行业的认可，准备带着吕梁护工的金招牌漂洋过海了！

曾经，“走西口”的吕梁男人扬鞭千里，顶着风险，驮载着英武气，捎带着口内口外的风土人情，缔造出一个南来北往的经济血脉。今天，“吕梁山护工”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改写了“守家婆姨”的人生轨迹，迈进了城市的门槛，与男人们齐头并进。

这既是鲜明比照的两组人间风景，又是几辈子的社会理想在吕梁大地的充分展开：从祖祖辈辈赖以安生立命的黄土地上走出去，实现人生的安稳与跃升，又拖牵着建设家乡的情愫，以异乡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自己的生活愿景。

土地上的创新

车子继续向南。随行的一位干部在车上和我们闲谈。

他说，因为水土宝贵，种树在吕梁山区已经从一种传统上升为一种情结，连几岁的小孩子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去种树。这地方种树可不易，人把绳子绑在腰上，吊在半山腰，像壁虎一样攀缘着崖壁，用镐头刨出一个个浅坑，撒下柠条种子。后来，为了降低危险系数，他们又采取“抛种”的办法：把柠条种子裹在泥巴里，往崖壁上扔，让泥团粘在山崖上。抛投植树法安全了很多，不过，成活率很低。

种树也成了吕梁人的一项“营生”，包下工程，就能挣钱。虽然不少地方“年年种树不见林”，但是“活一棵算一棵吧，种总比不种强”。近几年倒是好多了，成活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不少人靠种树脱了贫。

大宁县曲峨镇榆村村民在种松树。

“为啥效果变得那么好？”我们好奇。

“我带你们到临汾大宁看看去。”

沿着盘山路一路上坡，满布苗木的鱼鳞坑排列有序、漫山遍野，新栽植的松柏迎风摆动。站在山峁高处，林风浩荡扑面，谙熟林业改革发展历程的大宁县林业局林权服务中心主任桑建平给我们介绍：20世纪70年代，大宁造林时栽树技术低、操作不规范，效益很低；到了80年代中期，县里组织造林专业队，提高了技术水平，可效益并未明显提升。总结经验时发现，这些专业队里的成员来自不同地方，集中一段时间栽树后就解散了，树要成活，三分栽七分管，管护不力，一片林子会死一半；后来县里采取公司造林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招投标，让公司来承接造林项目，希望以利益来驱动管护效果，干了几年后，又发现了弊端，这些公司造林时层层转包，真正用于栽树的钱，所剩无几，往往偷工减料，糊弄了事。

桑建平点起香烟猛嘬几口后说，2016年，在林区干了几十年的王金龙调任大宁县委书记，推广合作社购买式造林。造林进度、质量几乎是飙升状，老百姓的参与热情也高涨。

为了弄清楚合作社购买式造林的工作机理，我们来到王金龙办公室。

王金龙几句话就把重点拎了出来：购买式造林，就是根据政府规划设计，由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体的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经过竞价和议标，与乡镇政府签订购买合同，合作社带头人自主投资投劳造林，当年验收合格后支付30%左右工程款，第3年成活率验收合格，支付余款。

我们听明白了，大宁的造林核心原则有二。一是种下树不算完，树成活才算；二是政府出造林的钱，但是这钱得让贫困群众挣大头。前者增绿，后者增收，两全其美。

大宁的造林还有很多“新花样”——

设立“脱贫攻坚生态效益补偿专项基金”。县财政每年拿出150万元，对全县未纳入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生态林和达产达效前的经济林进行补贴；

建立森林市场。依托县不动产交易中心，确立林价体系，让拥有林地的老百姓可以盘活林权，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

探索林业碳汇扶贫。开发和销售生态扶贫林业碳汇CCER（国家认证自愿减排量），依据林木固碳释氧量给林农以经济补偿，盘活碳汇功能，增加群众收入；

推进林业资产性收益扶贫。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鼓励县域龙头企业成立专业合作组织，群众以个人拥有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以及财政补助资金折股量化，以股权的形式入股合作社，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收益有分红”。

“把优质林地变成老百姓最佳的理财产品。而且，它能成功实现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的目标。”王金龙说。

“你们一会儿去合作社看看具体情况，也和当地一些贫困户好好聊聊，能更直观地了解我所说的。”

“以前造林，相当一部分人出工不出力，反正是给‘公家’干活。况且，这只是图温饱的活计，干事劲头小。”68岁的冯还堂种了大半辈子树，参与了造林的各个阶段。他认为直到购买式造林政策的出现，山坡的面貌才大变。他所在的白村有14户贫困户加入造林专业合作社，共承接了3500亩林地，2019年经国家林草局专业队伍验收，保存率达到96%，大大高出国家标准（80%）。而且，户均拥有250亩林子，按不变价格、重置成本计算，户均拥有20万元且以复利增长的林木资产，并将长期获得生态效益补偿或者经济林收益。

经济收益带来的喜悦，新的造林机制使得人们更有成就感。“苦干实干六十天，工资挣下八九千。自己地里自己干，长远眼前都合算。不仅挣得多，林木资产还是自己的。”冯还堂说。

仿佛是那只亚马逊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购买式造林构建的制度体系，获得了显著的乘数效应。2016年以来，全县完成造林21.67万亩，带动5290户贫困户15883人实现脱贫，森林覆盖率增加到36.66%，全县购买式造林、深化农村改革和资产性收益累计增加村集体、群众经济收入1.21亿元。

制度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大宁县、农村简易道路养护和农田水利工程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工作，纷纷开始采取议标的方式，择优选择由党支部发起成立，经身份确认、清产核资、折股量化、全体村民自愿加入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承建。购买式造林的制度创新，开始演变成一场席卷大宁乡村建设领域的“变革风暴”。

大宁县曲峨镇造林一角。

蝴蝶翅膀扇动所引起的风暴没有止步于大宁。事实上，早在2018年，大宁县的扶贫造林合作社的模式就在吕梁山区，在山西全省推广。随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广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脱贫模式的通知》。从2018年到2020年，三年的时间里，大宁的探索在全国1.2万个合作社中得以实践，这种模式吸纳了10万以上贫困人口就业，带动了30万以上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三川十垣沟四千，周围大山包一圈”。夹在山塬与黄河之间的小城大宁，是我们此次吕梁之行的最后一站。这些一直被我们认为落后、保守、喜欢固步自封的“土老西儿”们，不仅在这片地上进行着持续不断地耕耘，甚至已经开始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们引领的这场席卷全国山川林地的制度创新，让我们再度对这片土地上源源不竭的生命力肃然起敬。

千百年的风雨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把脚下这块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然而，短短十几年间，人们在那一道道峁梁一道道川上，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他们是如此巧妙地适应了自然、改造了自然，构筑起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即便是我们这些异乡人，在短暂的走走停停中，也能直观地意识到他们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

所以，连日的所见所闻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冬季黄土地特有的原始而朴素的苍凉感，更多的印记似六月麦田里即将开镰的金黄，排场而不热烈，灿烂却不张扬。

他们有的人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却将这片土地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模样。他们有的人迈出沉静的步伐走出这片大山，越走越远，一路奔忙一路推进，一路收获一路经营，将这片土地赋予他们的力量带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山花烂漫无穷尽，黄河东去三千里。我们把时间和空间一起浓缩，将一道道风景、一个个故事存入记忆，放弃概括，保留感性，零零散散，星星点点，却烘托出一个共同的主题：这是我们的人民，这是我们的土地。他们怀着真诚的希冀与憧憬，耕耘着，播种着，收获着，昂首阔步地走向远方。

再见，吕梁。

再会，吕梁。